“六法者作画之榘镬”，其实，推六法为一法，仅“骨法用笔”一法就行了，且用钱钟书的标识：“骨法，用笔是也。”“用笔”二字为要。毕加索说：“假如我生长在中国，我一定不是画家，而是书家，我会写出我的画。”这又将“用笔”二字约为“写”字了。骨法之道在用笔，用笔之道在写。中国画是写出来的，写出来的是中国画。如果用二个字概括中国画的特点，就是“笔墨”，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写”字。

    观念上的破旧立新也是很重要的：对中国花鸟画来说，一是破“折枝为上”的花鸟画创作观念，把花鸟世界置于整个大千世界之中，而不是把一枝一叶孤立于大千世界之外；二是破“水墨为上”的传统技法观念，把源于现实生活的五光十色集中提炼后，置于花鸟画中，使之墨中有色，色中有墨，交相辉映；三是破“自然结构为上”的造型观念，吸取彩陶文化、青铜文化中的打散构成的手法，创造新的笔墨形态，造就水墨新天地。

    我们认识生活的过程是从具象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然而，在中国水墨画进行艺术创造的过程，能够画出意想不到的作品的过程，则往往是从抽象到具象，从一般到个别。如创造一个新生命，他（她）在母体中，开始是一个团团，是抽象而不是具象的，逐渐地才长出一个生命所应具有的一切器官，十月怀胎，来到人间，是一个具象的生命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生命的诞生，也理应是这样一个过程。

    《四溟诗话》谓：“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其实，画理亦然，“三解”之创作同样理论；同样适合于指导中国画创作实践。各人的风格和各个地域的中国画，无非是有的“可解”，有的“不可解”，有的“不必解”。或说是“具象”、“抽象”、“意象”。谁能把握住这三者的最新统一结构并用笔墨表现出来，那就是创新、发展、新风格、新传统。

    在读小说时，常常读了几十页，还只是描写主人翁一个早上的某一个情节。有时几行字，又跨越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是艺术的密度问题。作为造型艺术的绘画，也同样存在一个审美节奏；每幅画的视觉密度最好不要相同，要拉开空间距离，特别在办个展时要注意这样一个审美的疏密度问题。

    赠君一盆黄菊花

    1988年11月，我作为中国美术家代表团成员之一访问了西非国家塞内加尔。此行值得回味的东西很多，如棕榈海湾的草屋度假村，神秘莫测的玫瑰湖，沿街出售的石雕群和非洲大雕等。有趣的是，由于语言不通，我们只好在饭店的菜单上画出所需的鸡、鱼或者青菜。然而最使人不能忘怀的，当数戈雷岛上的奴隶堡。

    戈雷岛位于塞国首都东南3公里的洋面上，是一个不足三分之一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岛。而它几百年来，却是葡、荷、英、法等殖民主义者争夺的地盘。从十六世纪起，在此发生激烈争夺战就有10多次。其间从该岛转运、贩卖的黑奴达2000万之多。在这块土地上流淌了多少非洲黑人的血和泪！

    站在海轮上凭栏眺望，当一座濒临该岛东岸的石堡出现在视线内时，随行的翻译告知那就是奴隶堡。我们几个人的第一感觉，自然地联想起巴士的监狱。登岸后，看到的是热乎乎的沙地，高高的红花树和绿色的热带植物，而沿着西墙上的门洞进入奴隶堡时，则感到阴森之气袭人。

    这是一座封闭式的二层楼房，系荷兰人建于1778年前后。院中央有一石砌楼梯，楼梯后面有一条狭窄的长廊，直通临海石墙上的小洞。这个门洞称为“永别门”。奴隶们被推出永别门，押上海轮卖身异国他乡，永无回头之日。往往是全家被卖，押到奴隶堡后就分别关押，出卖时必须把一家拆散出售给不同国家，使骨肉永世分离。在堡内对奴隶的杀虐、奸污、毒打，令闻者寒心！押上船的黑奴，绝大部分被疾病、饥饿以及非人的虐待折磨致死，最后能挣扎到目的地的只有少数身体强健的青壮年。部分不堪忍受，中途跳海潜逃者，不是被枪杀，就是葬死鱼腹。

    今日戈雷岛，人们在海滩上漫步，花荫下是亲昵的情侣，孩子们在水中嬉戏，一派安宁的景象。他们定不会忘记先辈们在此洒下的血和泪。

    参观戈雷岛后的第二天，代表团与塞国艺术界的朋友交流画艺。我画了一幅参观奴隶堡有感的作品相赠。我在宣纸上先画四条黑线，利用透视原理构成长廊尽头的“永别门。”然后画了一盆黄菊花置于正中处，籍以对从永别门押走的人们的真诚怀念。

    画刚落笔，塞方朋友热烈鼓掌。这一阵掌声表明两国艺术家，两国人民的感情是相通的，绘画语言是没有疆界的。 （完）

（责任编辑：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