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人向小说家蜕变　新作《水穷处》关注都市男女情感———

    “一个你曾经拥有过的女人，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和非议，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生下你的儿子……”张望是个事业有成、婚姻生活安逸的广告公司老板，而从某一天起，他每星期都收到这样一封内容一模一样，却没有署名并且寄自不同城市的神秘信件。当他连续收到第七封信件时，精神几近崩溃，陷入恐慌和癫狂。

    这是都市情感悬疑小说《水穷处》故事的开始。

    曾获“中国诗歌奖”和“人民文学奖”的著名诗人张执浩，在新长篇《水穷处》里，一改以往带着诗人痕迹的“观念写作”手法，开始用复杂而丰富的人物、细节讲故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的他，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说，这部小说最让他兴奋的是，“经过几年的摸索和试验，开始与这个时代迎面相逢”。

    ■小说戳到这个时代很多男人共同的软肋

    记者：为什么开始写都市情感故事？小说的创作灵感源自哪里？

    张：我并不是一个靠灵感写作的人，之所以会写这样一部小说，与我近几年接触到的一些人和事有关。我身边有许多所谓“事业有小成，情感大困惑”的中年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闲聊，他们大多受过很好的教育，也拥有很好的生活。但他们都有过或多或少的“越轨”经历。

    有一个生意做得很大的朋友，以前也写过诗歌，后来经商，有一次他到武汉来，我让他给我讲他的故事，他让我陪他在酒店住三个晚上，全是讲他经历的情感故事。这些人，他们可能不会背叛家庭，但他们会不断引进新的情感，以确保自己还在“生活”着。他们表面上洒脱，但其实在内心深处都承受着不同程度的拷问和煎熬。我想，如果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那么就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于是，我有意识地去接触他们的内心世界，从中发掘出了这样一个敏感的主题，关于家庭、婚姻、伦理，关于忠诚与背叛，关于天长地久的爱与电光石火的激情。

    记者：在你的笔下，男主人公张望是个多情种子，流连于一段段短暂的爱情中。你觉得张望这个人物在当下具有普遍性吗？

    张：张望这个人物，体现了这个信仰匮乏、欲望泛滥的时代的很多男性的特征，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张望的影子。《水穷处》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张望的困惑来体察我们这个时代的情感困惑，并发出必要的诘问：难道我们非如此不可吗？我们是否还有获救的可能？这个小说，戳到了这个时代很多男人共同的软肋。

    ■真正的文学与这个时代是“同归于尽”的

    记者：评论家对这部小说有很多赞誉之辞，认为你在这部小说中真正完成了从诗人向小说家的蜕变，“标识着诗人也能写出好小说”等。你怎么看这种评价？你觉得这部小说和你以前写的小说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张：我认为文学作品有两类，一类是封闭性的，我以前写的大多是这样的小说，包括两部长篇《试图与生活和解》、《天堂施工队》，都带有这样的性质。而另一类是敞开式的，《水穷处》这部小说采取的是敞开式的写法，它和这个时代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不光小说的结局是敞开的，而且所有的读者都可以参与进来。

    我对这部小说最满意的地方是，我开始与这个时代迎面相逢，真正打开自己。我以前和一个著名作家谈过，他说文学是背离时代的，和时代并向而行。但最近这两年，我越来越感觉它实际上不是背离的，真正的文学与这个时代是“同归于尽”，“玉石俱焚”的。一个作家需要直面现实的勇气，现在很多纯文学作品，为什么读者都不爱看，因为它与大家，与这个时代无关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今后我还会更多地关注当代都市的生活。下一部小说可能还是写都市中的男女情感问题，但是会比这部更狠、更准确一些。也就是说，我不仅仅会撕开，而且“动刀子”会更重一些。现在小说正处于搜集准备细节和素材的阶段。

    ■对诗歌的前景，从来不感到绝望

    记者：可能是因为你以前写诗并获得很多大奖，所以人们都习惯于把你看作是优秀的诗人，小说只不过是副产品，你好像也一直将诗人的身份引以为豪。那你当初为何转写小说？有没有考虑到现实方面的因素？比如说诗歌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为一个小众艺术？

    张：我始终是个诗人，我一再这样说。我觉得诗人对于“同归于尽，玉石俱焚”有一种更加决绝的力量。我到现在还是在坚持写诗的，我的诗和我这两年的小说一样，集中于同样的主题，怎样处理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内心的东西。

    我最初开始写小说是在十年前，当然，不是因为我写不出诗歌了，而是我感觉到原有的单一抒情方式已经难以满足我日益庞杂的“胃”，最重要的是，面对同样的一个人物和故事，诗歌的处理不如小说。

    记者：最近由于“赵丽华之争”，不少人认为这个时代诗歌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你怎么看诗人和诗歌的出路？

    张：这种看法很浅薄、很低俗，说明他可能没有读到什么好诗。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好诗人和好诗。赵丽华的诗被恶搞，除了这些诗是她以前的一些实验性的作品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以前从来没有读过诗的人，被这个事件裹挟进去，读了这些诗后，误认为诗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了，因为他不了解中国的新诗的发展脉络。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中国的诗歌还是走在中国所有的文学的前面。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诗歌并不需要什么出路。诗歌是自言自语的方式，和这个时代、市场无关。古人写诗，也是互相唱和，并不需要考虑流传问题。读诗只是个被动的过程，是读者有幸碰到了、看到了几首好诗。诗人应该倒过来这样想，而不应去迎合和取悦读者。

    记者：但是如果缺少读者的赏识和市场的扶持，会不会导致写诗的人越来越少，诗歌走向消亡？

    张：不会的。中国现在写诗的人有多少？无法统计，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写过诗。因为诗歌作为一种便捷的体裁，是所有的文学形式中情感度最高的，它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生活到了一个阶段后“溢”出来的，就像病痛后的一种呻吟，是一种情绪的弥漫，所以，只要我们有疼痛，有欢乐，就会有诗歌。我对诗歌的前景，从来不感到绝望。

    张执浩：1965年生于湖北荆门，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诗歌《糖纸》、《一碗米》入选中学语文读本。专著有《去动物园看人》、《时光练习簿》、《试图与生活和解》、《天堂施工队》等。长诗《美声》获“2002年度中国诗歌奖”，组诗《覆盖》获“2004年度人民文学奖”。（完）

(责任编辑 陈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