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感之“名”“惊天地、泣鬼神”
 
   “名气”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人,可谓“操心也危,虑患也深”。那么,作为正向中等城市迈步的孝感,知名度又为何物?议论之人恐怕人言人殊:曰孝感麻糖?曰孝感米酒?曰董永故里?曰……答案似是,又非!

   盖闻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孝感之为孝感,有几个特点是颇为世人看重的。打开孝感的发展史,人们便会发现,与孝感之名有关的几件事,是可以赋得“惊天地、泣鬼神”六个字的。有人或许说,祖宗能有多少家底,令到今人垂涎?谓予不信,兹举其荦荦大者。

   第一个跟孝感有关的,是大名鼎鼎的“卖身葬父,孝感天庭”的汉孝子董永。董永事虽不见正史,但在其他古籍诸如《搜神记>、《灵芝篇》、《法苑珠林》、《太平御览》以及一些地方志中均有记载。这位淳朴而憨厚的农夫和美丽的七仙女脍炙人口的故事被编成楚剧、川戏、黄梅戏,乃至拍成影片《天仙配》,可谓家喻户晓,以至今人以“董永故里”做为孝感的代称。

   董永稍后,古泽云梦有个年轻人黄香,又一次使安陆郡名闻天下。此公汉安帝时官至尚书令,颇有政声,不过他的名气倒不在此,而在他为其老父“扇枕温衾”。有诗云:“冬月温食暖,炎天扇枕凉,儿童知子职,知古一黄香。”黄香在台湾的后裔曾回云梦县城北黄香村祭祖扫墓,并有数度回馈乡里的义举。

   更后的三国时代,孟宗先生再一次使本地扬名立万。孟宗家在今孝昌县周巷镇的哭竹港,其母因病想吃笋,时值隆冬,万物收藏,孟先生嗒然若丧,急得哭将起来,正在嘤嘤之际,竹笋破土而出。这当然是很令人惊异的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也许是植物变异的缘故,因为在植物界,违反节令开花或结果的例子是不少的,但那时候就觉得了不得。古时人们常常把不可理喻的事附会成是暗中有神相助,“孟宗哭竹冬生笋”的故事便因此传播开来。

   清初孝感知县张耀士说:“孝感以永名,而孝感之孝子不独永也。”的确,为孝感之名作出贡献的还有一人,此公姓董名黯,字叔通,东汉浙江句章人,因其侍母至孝,汉和帝旌表异行,诏拜郎中,不就。后徙居此间,死后葬邑北30里处。我们不明白董永和董黯为什么先后都跑到这块地方,许是此间当时在全国的“知名度”还不小罢,以致到了南朝孝建元年(454年),孝武帝刘骏在出了几个孝子的安陆郡东部设置一新县,名“孝昌”,以褒扬此地民风之淳。470年后的五代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更名“孝感”。一般文献指出孝昌建县是由于孝子董永,但南宋出版的《舆地纪胜》载,孝昌建县是因为孝子董黯,却没有说是董永的缘故。不管怎样今人只知董永,不知董黯,似乎有点冤哉屈矣。

   除董黯之外,以上三位人间至孝被名列到古代第一部孝子集《二十四孝》中。这些故事彰显于史册,流传于民间,或信史、或逸史、或神话、或传奇,背后都能抽提出千丝万缕可歌可泣、今愁古恨的情愫和诗篇,给人以无限的重读性和想象力。

   泱泱华夏,上下五千年。二十四孝即有三位出自孝感,“孝文化”之于孝感的确情有独钟,“功不可没”。

   然而,可叹也夫者,是这些旧文明的“先进人物”,“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为自己、也为孝感挣下一点点声誉,却一度被视为不足为训的“封建余孽”,孝感也一度易名为“东风”县。捧杀之后,弃之如敝屣,纵然同远朋、近邻谈起来,也只是充充茶余饭后的谈资,从未当真。

   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孝”是进入家庭生活最早的伦理道德范畴,是中华民族累积的一条光芒万丈的人性准则。孔子说:“孝悌,其为仁之本舆”;墨子指出:“父子不慈孝,天下之害也”;孟子更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人们要努力生产,才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孝敬父母不仅是思想家们的道德见解,而且也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到家庭,“孝敬”作为一种社会公德,成为每个人必须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历史上一些朝代也比较重视“孝治天下”。《史记》说舜年二十以孝闻,帝尧闻之,遂以天下让焉;汉朝更颁布《孝廉法》以选拔官吏,虽则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等科,唯以孝廉为重。孝者,孝悌;廉者,廉洁。孝则忠君,廉则爱民。在这种氛围中,历朝历代出现了不少可笑可叹的愚忠、愚孝。但也不可否认,在老年人没有任何保障的封建社会里,“孝”在维护老年人的地位方面,在维护家庭的自然衔接与演进方面,在稳定家庭与稳定社会方面,有其不俗的表现和非凡的魅力。于是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历代政府不去考究有无董永其人,却对董永大加褒扬?为什么明清政府先后几位孝感知县几次三番拜谒董永墓,建祠堂?为什么康熙大帝颁下御书,免除董永故里——董家湖百姓的皇粮?无非是为其统治天下服务,为其治理孝感服务!这种做法当然不足后人法式,却也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古人把孝作为利器用了几千年,为什么到了我们手里却成了一堆废铜乱铁呢?今人为什么不能利用“孝”为市场经济服务呢?

   过去,人们对资源的认识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随着对市场的认识的加深,人们进一步发现,市场的基本内容就是商品交换,而交换的前提则是交流。于是,那些能够促进交流的东西,便成了发育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中介性资源。目前一些发达地区的经济已开始超越纯经济的框架,代之而兴的是越来越注重文化的开发。有经济学家据此提出了“文化产业论”,认为下世纪的经济将由文化和产业两部分组成。正因为其源有自,于是曲阜藉孔子文化而名,运城藉关公文化而名,丰都藉“鬼文化”而名。鬼,可谓腐朽之物,可是,丰都人却化腐朽为神奇,驱“鬼”为其服务,独树一帜的“鬼文化节”着实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和外国人,大获经济效益;对鬼的态度,则明显是“别有用心”,全无信仰、膜拜、畏惧之心。文化对经济的介入,目的是把人“介”来,把商“介”来,把生产要素、市场要素“介”来;经济藉文化而发展,文化藉经济而振兴。于是,无地缘、人缘优势的内陆也化到了“缘”,也打起了“台”球、“侨”牌,其倍数效应为单纯的经济、文化活动所远不及。如果循着这一思路前进,那么,孝感也就能够顺理成章地拂去历史的尘埃,“破格”起用这千年的“古董资源”——“孝文化”了。

   让我们来一观孝文化的“中介”资源魅力。首先,世界各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人口老化。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仅靠经济发展不足以解决老年人的孤独与苦闷,“孝”则是古老东方民族的一剂“偏”方,这个民族的“偏”方大可以输出。小农经济的偏方,说不定可以解决市场经济的大问题:解决目前家庭伦理道德中存在的缺陷问题;解决老龄化社会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偏方不但会引起国人的注意,还会招徕世界的青睐。

   第二,“孝”文化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亚洲四小龙、日本以及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则对中国的儒家文化推崇备至,因而孝文化也将能够引起这些国家的兴趣。

   第三,那些仰慕孝文化、怀念古孝子的海内外游子,可以到孝感来寻根、寻亲,寻找未泯的孝文化古风;来感受在湖光山色的怡然中、满目缤纷的陶然中感受不到,唯有在孝感这块土地上才能感受到的孝文化氛围和亲切浓郁的民族亲情。

   更重要的是,孝文化还可以为发展市场经济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孝文化越昌行,说明你这个地方民风淳朴,可亲、可信,而社会环境之祥和则可以增加海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孝文化——难道不是一个意义隽永而常新、古色古香而魅力长存的话题么!总起而言,有了这些“资源”优势,有了这“中介”魅力,孝感便可以仿效山东维坊的“风筝节”、河南洛阳的“牡丹节”,推出自己的“孝文化节”,以知会天下,通贸兴商;一睹风采,二思开发。

   传统暗含着延续和扬弃。近百年来我们已经剔除了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糟粕,这种剔除工作今后也还要继续做;发掘孝文化,则是对传统的延续,其不仅是修庙、修古迹,还应包括文化内涵的发掘和用现代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展示,这样,对后代人而言,我们今天的工作成果将成为有价值的“古迹”,民族传统文化也将得以更好的延续。

   让孝文化走出故纸堆的“冷宫”,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纳时代的新内容,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和发展,目标只有一个:使孝感之名再次生动飞扬起来。

   据闻,董永故里已有20几位学者召集了《孝文化与现代文明》研讨会,就孝文化的研究、孝址的拯救、孝俗的恢复等诸多“古为今用”的问题纷纷建言,均认为在认识孝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关系上,今人不能不及古人,并断言:孝文化很可能成为孝感的下一个发展契机!

   “名者,实之宾也”。中国人历来讲究循名责实,如果藉孝文化之名,辅以孝感近年经济发展之实,假以时日,孝感之名则会“名由实生,故久而益大。”经济之为物,是可以烛照数计而龟卜的。(董想明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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