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孝义”的人民性
 
   汉孝子董永行孝感天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极广,包括孝感在内全国有七个省、十多个市县都有着较丰富的有关董永故事的文物遗迹,“孝感”的地名便由此而得。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因此而产生的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如《槐荫记》、《天仙配》、《百日缘》等。那么董永故事为什么会在时间上这么长久、空间上这么广泛地得到流传呢?其重要一点,就是它的“孝义”的主题适应了社会需要,特别是为历代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所接受。

   在君臣、父子等级关系极为森严的封建社会,“孝”既是巩固家庭关系,又是巩固君臣关系的根本。在我国儒家经典中,《孝经》即为其中之一。该书的《开宗明义章》道:“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也。”其书还指出:“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明王以孝治天下”、“王行之行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前人看来,孝是天地的自然法则,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也是统治天下的重要手段。尊老敬长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统治者将它作为一种很重要的道德标准,用礼法的驱力,揉以血缘亲情,借人们的孝亲意识,来培养一种逆来顺受的奴性心理,从而达到“移孝于君”的目的。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力倡孝道,就为董永传说中“孝义”主题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董永所行孝义的人民性,体现在它产生于劳动人民之中。故事的主人翁董永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而且是一个最下层的贫困农民;它反映的生活也是最普通、最下层的劳动人民生活。董永一家因战祸沦落异乡,靠帮工度日,父亲劳累一生,到死却无钱下葬,董永只有典卖自身来安葬父亲。董永的这种行为,正是历史上善良人民的典型代表,其孝义也正是人民理想的寄托。

   其次,这个故事的流传也与人民群众的崇敬分不开。据了解,湖北、江苏、山东、河南、江西、浙江、安微等省都有董永故事的传说和文物。在古代,被人们所崇敬的伟人死后,各地争相为其立宗祠、修寺庙、标故里,这是因为这些受人崇敬的伟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非常紧密,感情非常深厚。但是,作为一个最普通的农民亦能享此殊荣,如果不是出于亿万人民世世代代衷心的崇敬,恐怕任何统治者的提倡或政府的强行指令都是无法办到的。董永故事的传播靠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正统文学,如果没有人们的自觉行动所给予它的巨大潜力,它是不可能冲破地域界线和走过漫长的时间长河的。

   从故事本身的内容看,其人民性的特征体现得更清楚。第一,该故事只能是产生于劳动生活之中,只有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劳动人民,才会有父死无钱安葬而卖身为奴的惨痛经历。第二,我们知道,理想是人们美好愿望的体现。董永故事本身虽有极大的幻想成分,但这种理想化的东西正是当时劳动人民所渴望的。它所写的虽然是天神助人,但那些天神却和普通农民一样,懂得人的情感,有心灵手巧的生存本领,有扶贫助困的侠肝义胆,并且以男耕女织的辛勤劳作来达到幸福安宁的生活目的。所有这一切都与普普通通的劳动者的本性完全相同。所以,尽管是传说,尽管有幻想,但它所反映的一切都始终是实实在在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其中的天仙地神无非是幻化了劳动人民化身,他们的思想情感、行为方式,仍是每一位普通劳动人民所具有的。没有对劳动生活的深刻体验,没有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要作出这样的幻想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董永传说是产生于劳动之中、形成于百姓之口、流传于布衣之民的人民之作。第三,从其鲜明的倾向性中也能看出其人民性所在。受压迫、受迫害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抗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现象,有的揭竿而起,有的在平凡的生活中设法揭露和嘲弄统治阶级。在董永故事里,虽然没有对轰轰烈烈的大起义进行描写,却无处不饱含着对劳动人民的赞颂和对剥削者的鄙视。如贪婪的财主付员外,奴役了董永还嫌不够,还要在七仙女身上打主意,要她一夜织出十匹锦绢,但是劳动者的勤劳和智慧终于使他落得人财两失;当统治者的化身玉帝残忍地将董永夫妻拆散的时候,董永和七仙女是齐声怒斥玉帝的歹毒,共立誓言“不怕天规重重活拆散,我与你天上人间心一条”。这里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都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最高的封建统治者。这难道不是那些在层层大山压迫下走投无路、反抗无门的劳动人民发自心底的呼声吗?这给董永故事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董永的“孝义”的人民性,这种孝义是与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孝义”有根本区别的,它正是董永故事得以长期、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

   董永故事流传下来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我们应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它,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事业服务。(杨友彭  赵际玲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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