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湖北频道2月25日电 面对税费改革后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监利县铺开了一场以推行义务教育卡制度为突破口、提高办学效率、激发办学活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的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这个大胆的举措动摇了基础教育的传统体制，在教育界引发了冲击波———

　　一次“大手术”

　　“从2月份开始，县财政改变按教师人数、工资基数直达教师个人账户的拨款方式，将按教师人数、工资基数权重占50％，学生人数、生平应享受财政经费权重占50％的标准拨款到学校，由学校自行分配……”

　　早春2月，监利县委、县政府的这一义务教育投入体制改革的举措，在刚刚开学的600多所中小学激起轩然大波。

　　“公办教师的‘铁饭碗’端不成了，我们马上就要成为捧‘泥饭碗’的人！”一位镇小学教师忧心忡忡。

　　“像我们这样的实力较弱、生源不足的小学，可能连老师的基本工资都发不了，最终的命运就是被淘汰出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长告诉记者。

　　该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说，这仅仅是该县改革义务教育投入体制的一个过渡措施。待时机成熟后，他们将正式推出“义务教育卡”制度：政府每年的义务教育经费将不再拨付给老师和学校，而是均摊到每个学生，并用“义务教育卡”的形式发放到学生个人，让学生持卡自主择校消费。这样，学生将成为学校老师工资的主要来源，通过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教学质量高、生源多的学校，可凭“义务教育卡”到县财政兑付更多的教育经费，老师收入就高，反之则少。

　　“我们推行‘义务教育卡’改革的目的，除了促进中小学校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更主要是想以此为突破口，引进竞争机制，提高办学效率，激发办学活力。”这位负责人透露。

　　与这项改革措施相配套，监利县委于去年底出台的17号文件，明确了关于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一系列“大胆”的实施意见：改变政府高度集权控制的教育管理模式，实行政府依法监督下社区居民和家长参与的民主管理；改变“大锅饭”、“铁饭碗”、养懒人的制度，引入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改变通过行政手段配置教育资源的运作方式，通过运用市场调节激活教育资源的运行机制；改变政府包揽，形式单一的办学体制，形成公办教育与民办协调发展，多元办学的格局。

　　同时，学校的管理机制也将改革，由教育资产代表、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等组成的学校民主管理委员会将成为学校的决策机构，决定校长的聘任和解聘、学校的规划、经费的预算和决算等重大事项。

　　政府在为公办教师办理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后，公办教师旱涝保收的“铁饭碗”被彻底打破，成为可以在公办和民办学校间自由流动的“社会人”。

　　作为贯彻教育改革思路的一个具体行动，今年初，监利县通过县政府信息网站，向外界发布了将因村小合并而空置的上车湾镇周门寺小学租赁、出售的消息，以图盘活这块闲置的教育资产。这个在我省开先河的举动，因触及到敏感的教育资产的产权问题，而引发多方争议。

　　“县里的这次教育改革是一个‘大手术’，它动摇了传统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县教育局一位从事近30年教育工作的“老教育”说。

　　无奈的选择

　　监利的教育改革，是被教育经费的极度短缺“逼上梁山”的。

　　监利县是14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每年可用的财政收入约2．5亿元。按照监利有关部门的说法，近几年，县财政每年拨付近1．2亿元，用于一万多名教师的工资和学校基本经费，缺口很大。全县每年通过教育附加、教育集资、教育统筹等形式，可收取约8000万元的费用，每年总共接近2亿元的费用，基本维持着全县教育的运转。

　　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后，这3项收费被取消，国家转移支付的教育拨款仅有3000多万元，还有4000多万元的缺口，而县财政又是个“吃饭财政”，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补这个缺口。

　　更头疼的是，前些年，由于搞“普九”，加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等原因，全县中小学负债总额近一亿元，全县516所中小学，几乎没有不欠债的学校。

　　老账未去，新账又来：按规定，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公用经费仅有向学生收取杂费这一来源，公办小学每人每年85元，村办小学55元，初中生为180元，按此标准，全县每年可收取2350万元，远不够用。为了维持学校运转，一些学校就借债。县教育局的一项统计表明：全县教育系统公用经费总负债额已达4168万元。

　　为了节支增效，监利县曾先后进行了并校减员和精简分流教师的改革，通过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减少了263所农村小学，精简分流了2007名公办和民办教师。

　　但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并未让他们走出困境。随着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县里的决策者认识到：从打破基础教育由政府包办的传统体制入手，引进竞争机制，也许能为日渐困窘的农村基础教育闯出一条新路子。

　　经过一番努力，县里争取到全省首家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县的“许可证”。

　　改革从哪里入手？他们借鉴了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构想。弗里德曼认为：当政府集教育的“资助者”和“提供者”于一身时，由于在生源及经费上很少受到来自私立学校的竞争，导致公立学校以较高的教育成本提供较低质量的服务，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而由于政府垄断，家长和学生也不能采用挑选学校的方式来促进学校的竞争。

　　弗里德曼指出：政府资助教育但不一定直接提供教育服务，可以将投入教育的钱以“教育券”的方式直接发给学生，帮助学生实现跨区域自由择校。

　　监利教改的决策者根据这个理念，设计出有自己特色的“义务教育卡”制度，在“确保今后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的前提下，改变教育经费由政府层层下拨的办法，变为财政拨款通过学生，流入学校。他们认为，“义务教育卡”将会像一把“金钥匙”，能更快地促进教育服务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促进学校最大限度地加强内部管理，更好地履行义务教育的“义务”，并带来平等教育观念的变革。

　　激烈的争议

　　尽管监利的教育改革尚未进入实质性推行阶段，但此项改革中诸多“大胆”的方案仍然引发来自各方的激烈争议。

　　“监利的基础教育必须改革，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以教育公平为目标的‘义务教育卡’制度，会不会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平？”监利县的一位政协委员道出了自己的担忧。

　　监利县教育局有关人士解释说，监利的基础教育存在发展很不均衡的状况。2003年，在县城教师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全县村办小学教师却缺编1500多人。“县里学校条件好，乡镇老师想方设法往县里调”，由于政府的教育资金按老师人头划拨，多一个教师对学校并没有什么损失。

　　但是教育卡制度实行以后，教师的工资要从学生缴费中获取，多一个教师多一份开支，学校不得不考虑收益。同时，很多乡镇学校由于学生多，经费相对也充足，这无疑将会促进城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作过测算，改革后，生源流动较弱的农村中小学将获得更多的财力支持，教师待遇和办学条件将得到改善。”

　　监利县鼓励在基础教育领域充分吸纳民间资金的做法，也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几名教育专家在网上看到监利县对外租售周门寺小学的公告后，提出了不同意见：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怎么能如此市场化？政府是不是想甩掉义务教育这个财政的“包袱”？

　　对此，监利县委书记杜在新说：“办好义务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没有哪一个地方政府敢甩这个手！我们要改革的是僵化的基础教育运行机制和投入体制。”

　　“如果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甚至发不出教师工资，民间资本要进来，有什么不可以？民间资本投的是硬件，学生学的还是国家教材啊，资本性质不影响党的教育路线，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监利的教改思路也得到了一些教育专家的充分肯定。中国人民大学教育专家毛寿龙教授说：“基础教育需要改革，湖北监利的改革，可以说推动了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变革进程，政府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

　　谈及教育改革，监利县长丁凡璋说：“改革刚开始，我们不好多说什么，等有了效果再谈！”

　　关于监利教育改革的争议仍在继续。面对争论和质疑，监利县委、县政府的态度很明确：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既然是改革，就没有现成的方案摆在那儿，就应该允许大胆地试，大胆地探索。“我们只能是边走边改。”杜在新说。（记者李济东 通讯员呈彦 王毅 陈龙）

（责任编辑：程超）